回到住处齐家园公寓的时候已经是第2天了。第2天，才终于知道，原来发生了震源为唐山的大地震，在那里出差的日本商社也出现了死者。听当时传闻，趴在床底下的人，因为房顶从上面落下，就在瞬间被压死了，紧贴在墙上的人，只是受了伤而没有生命危险。想到用沉重的木材建造的中国古老的建筑物的厚实的木质地板和重重的家具，我就可以理解了。发生地震的时候，把自己藏在结实的桌子下面是一般的常识，但是，如果落下的东西重到可以破环桌子，这个方法就行不通了。在那之前的一年，辽宁省海城县的地震被准确的预报了，死伤人员也被限制在了最小的限度，而这次的地震却没有能够预知，对此我感到了地震的难以预测性。我想如果同样规模的地震发生在北京或是上海，一定会出现更加规模庞大的灾难。

　据说北京也摇晃的很厉害，第2天早晨，我在楼里到处看了看，楼梯上的舞场的墙壁上出现了几处轻微的裂痕，但是，倒塌的地方，修理的地方却没有看见。屋子里的东西好像没有什么移动。

　来到外面，担心余震发生的有关当局下达了不要留在家中的指令，市民们都在外面生活。成为空房的房屋的防盗措施并不是万无一失的，后来听说“如果潜入别人的家中进行盗窃，即使是偷一支铅笔也会被处以极刑”这样的一则通告。当时住在很稀少的高楼大厦中的我们外国人也是被禁止进入楼内，我们就带着随身物品到大使馆避难。我们使用紧急状态时的大米和罐头作为食物，晚上，就把一楼的接待室和多功能大厅当作住处，就在那里大家都挤在一起睡。刚刚开始集体生活的时候，孩子们好像来修学旅行一样非常高兴跑来跑去。但是，大家在完全不知道禁止进入屋内的禁令什么时候会被解除的情况下，这样的生活继续下去的话，食物用尽的可能性是有的。因为这样对于孩子们的精神上还有卫生方面都不太好，正好处于学校的暑假时期，所以就决定暂且让女人孩子回国。因为我既是职员，而且还所属于保护日本人的领事部，所以对于回国从心理上是有抵抗的，但是我想带着幼小的女儿给大家带来不便这样更不好，就期待丈夫可以发挥两个人的作用，就这样我加入了回国小组。

　基于不会再有大的余震的判断，我在八月下旬回到了北京。当时已经可以在原来的公寓生活了。但是，市民们仍然持续在屋外生活。7月我离开北京的时候，有很多人在地面上铺上东西，坐在拿出来的椅子上，这个时候，大多数的人采取把床搬出来，以此为活动中心的生活方式。那是因为这是夏天才可以这样做，但是，北京随着秋天的到来，白天虽然阳光强烈，但是早晚已经开始很清冷了。于是，以一种不严肃的说法，出现了非常有意思的光景。最初，大家只是围起了搬出来的床的周围，也许是为了防止人看还有风，但是渐渐的人们开始在外侧用泥土砖头制作围墙，而且连屋顶也自己建了，做成了很可爱的家的样式，在出入口的地方竟然装上了门牌，我想，既然已经解除了禁令，那么回家生活不是很好吗，大家都是自己的手工制作，都建出了各自的个性风格。独立的房屋，虽然很狭窄，但也是自己的屋子，我想也许是大家产生了留恋之情，年末已经相当冷了，在新的一年来临之际也到处可以看见生活在这样住宅中的人们。另一方面，密封性很好的这种暂时住宅，虽然可以挡风遮雨，但是在严寒到来的时候，使用蜂窝煤取暖的人家，竟然传出了一氧化碳中毒这样令人悲伤的新闻。

　女儿也许是在回日本避难期间总是和我在一起，养成了习惯，回到北京之后，每当我要上班的时候，她的反应总是很敏感。夜里我感到腹部很不舒服，睁眼一看原来是睡在旁边的女儿把脚搭在了我的肚子上。起初我还以为只是女儿的睡相难看，原来好像是为了我一旦起来了可以感觉到才这么做的。我自己也是把装有一点随身物品的旅行箱准备在门口，在汽车里也放了一点衣服什么的。而且，在一段时间里为了随时可以跑出去，我一直穿着便装睡觉。

　虽然我没有直接受到严重灾害，但是只要看到海我就会想起北戴河，一到夏天我就会想起当时避难的情景，等我完全忘记了这些过上正常生活的时候已经是几年以后的事情了。但是，在那之后的三十年间世界各地发生了这种各样的自然灾害，每当这个时候关于当时的记忆就会被唤起。直接受到灾害，有了这些可拍经历的人们的心理真的是无法预测的。